「刀法者，所以傳筆法者也。」這是明朝朱簡於《印章要論》中所論：「吾所謂刀法者，如字之有起伏，有轉折，有輕重，各完筆意，不得孟浪。」重要地陳述了刀法在諸多趣味的表現基礎下，不應只是線條的刻勒而已，重點更要將線條賦予書法的筆墨趣味，也就是刀刻線條的粗細輕重與躁滑頓澀，都應直接去詮釋出書法線條在筆墨與紙張間所發生的趣味變化，這更是篆刻之美的最高追求。明甘暘於《印章集說》中亦云：「篆故有體，而丰神流動、莊重典雅，俱在筆法。然有輕有重、有屈有伸、有仰有俛、有去有住、有粗有細、有強有弱、有疏有密，此數者各中其宜，始得其法，否則涉于俗，即愈改而愈不得矣。」所述將筆法也做了具體形似的描述，這是印人在當時徒具刀石的篆刻環境下的一種覺醒，然而在明末清初的篆刻作品中，卻遍尋不著有諸如此具體描述的表現，一直要到清乾隆時的鄧石如才開始有具體「以書入印」的篆刻作品出現，而他的再傳弟子吳熙載更是將書法的俯仰屈伸、輕重疏密、粗細強弱充分地詮釋在刀石之間。晚吳熙載三十歲的趙之謙更在他為魏錫曾所刻〔鉅鹿魏氏〕一印的邊款中大膽地陳述了筆與墨的境界：「古印有筆尤有墨，今人但有刀與石，此意非我無人傳，此理舍君誰可言，君知說法刻不可，我亦刻時心手左…」雖然一如趙氏自我所稱未能充分詮釋出筆與墨的情懷，然晚趙氏十五歲的吳昌碩，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又更進一步將刀法線條的筆與墨充分地融入刀石之間，也將篆刻的意境更往上推高一層。